宋在继承隋唐双陆、弈棋、彩选、叶戏、跳鞠及各类斗禽虫戏等赌博种类的基础上，又推陈出新，发明了七国象戏、打马、响、除红、捶丸、宣和牌、关扑等。

并且有大量的赌博专著出现。

其中影响较大的有:司马迁的《七国象戏》、应邵的《汉宫仪》、李清照的《打马图》、洪遵的《谱双》、杨无咎的《响谱》、贾似道的《促织经》、元无名氏的《丸经》和杨维祯的《除红谱》等。

这些专著在对古代博戏推陈出新的基础上，并试图总结出一些赌博理论和赌博技巧，这对当时及后世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
　　至于这一时期的赌风，则是日渐昌盛。

北宋苏轼在其奏议中就提到，当时仅一个边镇定州就有“柜坊”(赌场)百余户，公开招军民赌博。

而繁华的都市则远不止其数，甚至通布各大城镇的茶肆，也成了变相的赌场。

　　在这种昌盛的赌风中，参与赌博的人，更是上至皇帝官僚，下至平民流氓，三教九流无所不包。

《李师师外传》载，宋徽宗“与师师双陆不胜，棋又不胜，赐白金二千金”，吕祖谦《紫薇杂》的记载则更为明确:“熙宁间，神宗与二王禁中球子，止(疑为‘上’)间二王欲赌何物。

徐王曰:‘臣不别赌物，若赢时只告罢了新法’。

”神宗在毫不隐讳地向大臣挑赌，大臣也立即应允。

可当时皇帝赌博乃常事。

且帝王赌博，不仅赌钱、物，甚至可赌国家法令政策。

　　据《辽史?罗衣轻传》载:辽兴宗与其弟耶律重“因双陆赌以居民城邑。

帝屡不竟，前后已偿数”。

真是赌得天昏地暗。

不久两人又赌，伶官罗轻出面制止:“双陆休痴，和你都输去也!”兴这才罢手。

居民城邑均可作为帝王的赌资，这赌博真可谓惊天动地，绝非一般赌徒所能为之。

　　更有甚者，辽道宗“晚年倦勤，用人不能自择，令掷骰子，以彩胜者官之”。

可见道宗的赌兴也大，竟然命大臣在朝堂上掷骰子比大小，来决定升。

这次耶律俨最幸运，“得胜彩”，此举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。

　　而大臣们赌博更是肆无忌惮。

据《宋史?章得传》载：“得象尝与杨亿戏博李宗愕家，一夕负钱十万，而酣睡自如。

他日博胜，得宗愕金一套。

日博又负，即反奋与宗谬，封识未尝发也。

”

　　这种豪赌，《宋史》作者却以一种夸耀的口气赞道:“其度量宏阔如此”，由此足见当时社会风气一斑。

　　宋元时期，因赌博盛行，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端，亦相伴之而生。

以至，贪赃枉法、扰乱社会，甚至杀人越货等现象，在当时亦时有发生。

　　其中《宋史?王安石传》有载:“有少年得斗鹑，其济求之不与，恃与之昵辄持去，少年追杀之。

”而《燕翼治谋录》则更明确记载:“世有恶少无赖之人，肆凶不逞。

小则赌博，大则屠牛马销铜钱，公行无忌。

其输钱无以偿，则为穿窃。

若党类颇多，则为劫盗、纵火、行奸、杀人。

”

　　赌博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。

宋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记有这样一个案例:“支乙之妻阿王，娟家女也。

支乙于衡州南市楼上，开置柜坊，楼下开置茶肆，以妻为饵。

徐庆三、何曾一、王寿、余济皆与逾滥，与以钱物，群聚赌博，实为欺骗渊蔽。

”名为茶肆，实为妓院赌场。

一次支乙、郑厨司诱陆震龙至，其同伙余济等“能将散子两只，当留六面大采靠拢”，使陆震龙很快输光了身上的二百五十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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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鼓时分，不愿服输，且不明就里的陆震龙，回家取来仅有的一百五十六贯，孤注一掷。

余济等故技重演一出老千，“共骗赢陆震龙一人钱物”。

陆震龙再次典当身上全部衣物来赌，但照样一去不回，且倒欠二十贯。

以至他“深夜欲归，无衣可着”。

但无赖支乙仍“急欲陆震龙赎当还钱”。

因“取之既急，恐之又甚”，陆“在家自缢而死”。